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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旧友”:我的小三线学习历程

  告别“旧友”:我的小三线学习历程在2022年5月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场上,我以上海小三线建设为主题的论文,最终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较高评价。那一刻,如释重负——两年多的写作终于得到专家们的认可。而在2020年刚刚接触小三线时,我恐怕并未想到它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因为小三线,我的研究兴趣从中国近现代史转移到了共和国史的研究,并最终以小三线建设作为我的主要研究对象。站在毕业的节点回望,才发现自己在不断摸索中已经走了不少的路程,在沿途中不断得到老师们、同学们的帮助,而随着毕业将至,与这一研究对象,似乎也到了告别的时刻。

  一 偶然相识最初与小三线接触颇具偶然性,可谓是因为阴差阳错才酿成了这段缘分。这段接触始于由202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元周教授主持的本科生课程的社会历史调查。这一课程要求我们实地调研来研究某一历史问题,以培养我们搜集、查阅档案和进行口述采访等能力。

  我们小组四人原定的调研对象是新疆双语教育问题,对这一问题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学期的讨论,已经联系好采访对象,准备较为充分,但因为2020年暑期乌鲁木齐突发疫情难以成行。眼看原本的准备都化为泡影,一时间小组成员都非常焦虑。虽然大家都试图寻找新的可行计划,但是要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从头再来并非易事:找到合适的选题,和采访对象进行联络,还要能查阅相关档案。最终是在王元周教授的帮助下才找到新的研究对象——小三线。

  从研究可行性来看,对上海小三线建设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条件是相当成熟的:当时上海大学历史系的徐有威教授已经做了成果颇丰的研究,搜集了大量档案,也有丰富的采访经验。参加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员工大多健在,而且集中在上海,便于我们进行采访。

  在王元周老师的介绍下,我顺利和徐老师取得联系。徐老师非常热心地向我介绍了小三线的基本情况,并且热心邀请我第二天去上海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收到老师的邀请,我除了欣喜,更多的则是惶恐——当时我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情况,可谓是一无所知,如何准备这一领域的社会调查,更是心里没谱。这样缺乏具体计划就去探访老师,或许只会浪费老师的时间。所幸徐老师很快让研究生张程程学长发了多卷本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的邮件,我连忙进行恶补。但半天多的补课,只让我了解大概的情况,仍然有大量空白。

  次日我前往上海拜访了徐老师。徐老师在家中与我畅谈了两个多小时,让我收获颇丰。徐老师很快就发现我对相关情况还不太了解,便详细为我说明了小三线的概况和研究进展。徐老师对各地小三线的情况如数家珍,对上海小三线从建立到调整的过程更是娓娓道来。小三线为什么建立,在改革开放之后为什么会遇到一系列问题,而上海小三线为什么要调整回沪。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徐老师就让我建立起对上海小三线的全景式认识,上海小三线的兴衰历程,在我面前缓缓展开。

  当徐老师了解到我们计划进行一个社会历史调查之后,又立刻热心地帮我们筹划并联系相关人员。一开始,我对小三线社会调整只有非常模糊的想法,不知道如何落实。徐老师了解到我们小组从杭州出发,便推荐我们调查位于浙江余杭的上海小三线原协作机械厂,并且很快为我们联系了该厂的老员工和当地的干部。在徐老师的帮助下,社调的准备工作一下子就有了质的飞跃。

  现在回望,无论是从地理位置、员工回忆、档案资料来看,以协作厂为研究对象都是我们的最好选择:从杭州出发前往原址最方便(其他上海小三线厂都位于安徽);大部分员工仍然健在,集中在上海,并对小三线的口述回忆相当热心;徐老师处也保存了协作厂相当完整的档案资料,并且已经公开出版了一部分。这些便利条件,使得我们之后的社调可以非常顺利地开展。

  二 逐渐了解在徐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在2020年8月进行的社会调查推进的相当顺利。

  社调小组一行三人先和浙江小三线原红旗机械厂的员工进行访谈。从具体问题来讲,因为我们还没有明确的问题导向,这次采访可能并没有太多成果。但是其价值在于,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些亲历者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与体悟,而这种亲历感,是难以从书本中获得的。

  采访浙江小三线红旗机械厂原职工杨师傅夫妇与职工二代俞琳女士(2020年8月11日,浙江杭州)

  同样是为了身临其境获得历史感,我们于次日前往浙江临安县岛石镇仁里村。这里坐落着协作厂的遗址。协作厂原有的厂房、库房、大礼堂、宿舍楼,在协作厂搬离之后,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除了部分宿舍楼还有当地居民居住,保存尚好外,其他建筑多已残破不堪,还有一些厂房因为要退还为农地(当地可以因此从政府获得一些补贴款项),已被夷为平地,几乎看不出一点踪迹了。因为这些厂房年久失修,多是危房,只剩下铁将军把门。我们不能入内,只能在外面凭吊这些厂房的光辉岁月。

  协作厂厂房外墙保留的标语(2020年8月11日,浙江杭州市临安区岛石镇仁里村)

  最壮观的是当时的大礼堂。协作厂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兴建。大礼堂在当时主要承担电影院的功能,在交通不便的后方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娱乐作用,也是员工们回忆小三线生活津津乐道的对象。而现在大礼堂已经大半坍圮,只残留着小半屋顶,屋顶上的木板已凋零地七零八落,光线顺着这些缺口打在废墟上。从残存的遗迹,仍可想见当时大礼堂规模之宏大,甚至是当时人声鼎沸的热闹景象。正是这一个场景让我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不再只是简单地为了完成一个课程任务而调研,而是真的想去了解彼时彼地这一群人的历程——一群人离开城市,来到交通闭塞、条件艰苦的农村,建设了十多年的历程。作为历史学系的学生,我们有责任去了解这段历史,去为他们留下一段记录。

  协作厂大礼堂现状虽然如此,但是第二天在村里的采访,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在岛石镇仁里村村支书周琪林的联系下,我们得以采访一位老员工和一位退休教师,然而因为完全听不懂当地方言,两方的交流只能依靠周琪林进行翻译,加上我们前期准备不够,因此效率并不高,也很难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问题。员工进厂的时间相当久远,对当时的很多情况也并不清楚,一个多小时谈下来,我们并没有太多收获,不禁感到有些挫败感。由此也更感到徐有威老师团队做出如此丰富成果的不易。

  小组成员在岛石镇进行口述采访(2020年8月11日,浙江杭州市临安区岛石镇仁里村)岛石镇之行虽然没能达到预期,但也完成了我们的主要任务。之后在上海的采访、查档更是我们社调的重中之重。

  第一次查档,面对丰富的资料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一开始甚至连最基本的搜索功能都用不利索,只会进行最宽泛的搜索,而无法快速准确地找到自己想要的资料,虽然之前看文献已经搜集了大量的档案号,但这样只是按图索骥,而缺乏延伸。因为对档案缺乏完整的认识,因此向徐老师的研究生张程程学长进行请教,张程程学长也对我的疑问进行了热心的解答,使得我能够勉强上路,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

  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总体而言,这两次查档的经历收获很大,使我从一个完全的门外汉,摸到了查档的门路,也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找到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材料。但因为缺乏经验,也留下了很多遗憾。现在回看,比较遗憾的是这些材料未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因为不能拍照,所以只能打字记录,因而记录的较为简略,难以在文章中直接引用。虽然档案馆提供了打印档案的服务,但是涉密、涉及军工的内容都不能打印,因此拿到手的资料也相当有限。

  在上海小三线原协作厂徐梦梅家中采访(从左至右为李蒙、徐梦梅、蔡洋桦、杨炎韬,2020年8月14日摄于徐梦梅家中)

  在上海的调研过程中,我们采访了徐梦梅、高球根、袁承锋、蒋嘉毛、劳绍勤等老员工,包含了协作厂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徐梦梅是办公室副主任,对工厂大事,历任领导了解相当详细;高球根是协作厂的副厂长,对工厂的整个生产情况有深入的了解;袁承峰是动力科员工,非常了解协作厂具体的生产情况,特别是事故维修方面;蒋嘉毛是团委书记、工会主席,较了解工厂职工的生活情况,像日常娱乐、福利措施的内容了解非常全面;劳绍勤则是协作厂职工子女,现在上柴厂工作,因为是在协作厂成长,对协作厂的生活有不一样的认识。

  通过和各位老先生的交流,我们大大加深了对协作厂的了解。随着查档、采访的顺利完成,我们社会调查的实地调查部分暂告一段落,在采访的收尾阶段,我们得以和徐有威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加深了对上海小三线建设的认识。徐有威老师也娓娓道来他与小三线研究的过程,徐老师在这一领域开拓出如此多的研究方向——涵盖职工生活,转型搬迁等方方面面,并且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让我们这些入门者深感佩服。

  我们一行人在上海的最后一日,徐老师还让我们去拷贝协作厂的档案资料,让我们有丰富的档案作为研究的基石。就这样,在徐老师和协作厂职工们的热心帮助下,我们得以顺利地完成社会调查的实地调查。

  三 不断深入实地考察的顺利结束,并不意味着社会调查大功告成,实际上,这只是研究的开始。

  以初学者的标准来看,我们这次的实地考察可谓收获满满,既接触到了档案,也顺利进行了采访——采访的对象也比较丰富。但随着调研的进行,我心中总有些惴惴,因为在调研之前并没有确定主题,抱着一种先了解情况的态度进行采访,导致采访缺乏针对性,问的问题很难深入,很多时候是顺着采访者的思路而延伸开来——这对于了解工厂的全貌自然有不小的帮助,但对我们针对一个具体对象写出文章而言,帮助就相对有限一些。

  社调小组四人,因为各自的研究方向不同,因此关注的问题也各有侧重,最终我们采取折中的做法,主要聚焦于企业生产转型,但每人专注较短的一段时期,最终汇合成文。

  社调工作虽然就此结束了,但是我对协作厂的研究兴趣才刚刚开始。随着档案阅读的深入,发现生产方面有大量的问题尚未得到重视。其中,工厂生产情况到底如何,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小三线生产,尤为引发我的兴趣。员工回忆都称赞企业生产的高质量,高效率,但是档案中反映的情况则与员工所说相去甚远,这不禁引发我探究真实情况的兴趣。本着这一疑问,我依托协作厂的档案,辅以社调期间的采访材料,以及已出版的相关回忆录和口述资料,不断深挖。

  阅读档案的过程并不像社调过程那么有趣,而真正的是坐冷板凳的过程,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每天读一些,整理一些,思考其中的问题。然而,初期的资料整理以档案为基础,缺乏明确的问题导向,因此难以连缀成文。在这一过程中,我的学年论文导师刘一皋教师给予了大量的指导。刘一皋教授多次就三线建设与我交流,也提供了丰富的三线建设案例,让我对三线企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犹记得当时一直无法构建出文章框架,无法把资料整合起来,最终还是在刘老师的多次修改下,才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框架。在成文之后,刘老师还不厌其烦地指出我文章格式,甚至是错字等错误,让我深感做学问所需要之细心、细致。

  学年论文虽然基本完成了我设想的部分,但是尚有很多不足,主要问题是头重脚轻:文章后半段(1972年-1979年)档案增多,又因时间紧迫,因此写得较为仓促,只挑拣出最重要的事件进行讨论,很多也相当重要的内容没有放入。这样,企业发展的脉络在后期就不太清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以学年论文为基础,针对之前未能展开的问题,更进一步。因为刘老师已经荣休,我又请黄道炫教授作为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黄教授对我的文章建构,行文方式提出进一步的意见,并且对小三线的运行逻辑提出鞭辟入里的见解,让我更好地理解小三线潜在的一些矛盾。

  在修改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徐老师、张程程学长,以及两位协作厂的老员工都提供了相当多的帮助。特别是徐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张雪怡学姐。张雪怡的硕士论文给予我很大的启发。这一论文与我讨论的问题相近,而在基础性的工作上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广泛地进行采访工作,更深入地研究更丰富的档案资料。很多我局限一隅难以解答的问题,看到她的研究,则有茅塞顿开之感,也更感到自己研究的不足。之后联系上张学姐,张学姐也非常热心地解答我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分享了她整理的访谈资料。张程程学长从我们社调开始就给予了很多帮助,不仅提供了档案资料,而且还讨论了当时研究的空白,给予我很大的启发,在毕业论文成文之后,给予我鼓励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诸多不足。并且让两位协作厂老职工指出文章存在的一些错误,从而让我避免贻笑大方。

  虽然我下了不少功夫地阅读档案,但最终成文,仍然有很多不足:从文章结构来看,文章很多地方不愿删,显得有些杂乱,章节之间的连贯性还有些薄弱;更大的问题在于过于相信档案了,大量的档案作为向上级汇报的文件,有其倾向性,也会隐藏很多问题,本来可以利用口述资料对档案的这一问题进行纠正,但实际利用不足,因此还不能说真正的完全了解了情况。

  我对小三线的学习,至此暂告一段落。结束答辩之后,总感觉是在和一个相识多年的老友告别。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小三线研究最终陪伴了我两年半,随着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感情也越来越深。其实有不少同学质疑我这样不断写的意义——学年论文的内容就差不多了,何必再花那么多精力去修改。这类文章难以发表,改多少次也是无用功。你之后大概也不会再做这方面的研究,大可以把这些时间花在其他更有用的地方。

  我也并不是没有怀疑过这样做的价值,那么长的文章写出来,恐怕没几个人会有耐心看完。但转念一想,这篇文章既是为自己而作——给自己四年的本科学习做一个交代,总要是一篇自己看得过去的文章;也是为三线建设而作——千万人为此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我只能为他们的经历做一个微不足道的脚注,因此更应尽己所能,记录下那段历史的一个片段。所谓的同情之理解,应该也多少有些这样的含义吧。

  因为疫情在乌鲁木齐突然爆发,原计划在乌鲁木齐进行的双语教育研究几乎已经化为泡影。虽然小组各成员都在试图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一直无重要进展,同时因为时间紧迫,准备起来亦较仓促,总有诸多不足。档案、采访总是难以两全其美。蔡洋桦在三峡进行初步准备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因为主题上的限制而难以进一步深挖。

  日前,王元周老师在与组长蔡洋桦的交流中向我们建议转向上海的小三线建设。因为生活环境不同,对这一块内容并未耳闻,之前一直未引起我们的注意。经王老师提醒,我们才发现这一共和国史上较新的研究热点。这一块由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领衔,从2013年开始从事相关研究。与之前选定的题目相比,该主题无论是在档案、还是亲历者口述上,更具备可行性,但也有美中不足之处:首先,该选题和之前宝钢的主题类似,都聚焦于共和国企业史研究,这一主题除了我有较大兴趣之外,其他小组成员可能会觉得意义不大;其次,该研究正处于一个小高潮,相关研究论文并不少,如何找到我们的切入点,写出一篇有意义的报告,也尚在酝酿之中。

  但从可行性,也是我们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来看,这一主题的确是最具备相应条件的。

  当日下午,由我与徐有威教授进行联系,第一次与校外的教授联络,心中甚惴惴。但短信发过不久,徐教授就回复了信息,除了给我发送相关材料,邀我次日赴上海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准备进展之顺利,之迅速,远超之前的期望。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到了徐教授的住所,在这过程中,还忙里偷闲,粗略了解了相关研究的大体情况。下午两点,前往拜访徐教授。徐教授很热心,虽然我对该研究的了解情况还很不够,但徐老师仍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相关情况、兹举其要:

  小三线的研究属于一个新的共和国史研究热点,其研究因为较少涉及禁区(全国性的三线研究,现在有的工厂仍然在运作,而且属于军工企业,保密级别较高,加之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其历史作用也难以得到全面评价)受到的限制较少,而当时工厂的工人、附近的村民,年纪渐长,也有抓紧研究的必要;小三线虽然有很多的研究,但因为从头做起,每个地方又有很大的区别(如广西的三线建设就是将工厂设在城里,因为临近战区,更强调战平结合。),因此对全国200多所小三线建设的工厂情况并没有完全摸透,当然,江浙沪这种地区建设的工厂还是有其相似性的。

  小三线涉及地区非常广泛,除了西藏之外,全国各地都有,这些厂都属于国企,而研究都聚焦于工人的生活史,小三线建设和其他在城市里正常运作的国企的区别,主要在两点:一个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不便,运输、医疗、生活都有其特殊性,以及连带着有主客关系这一特殊问题,而这一问题处理是否得当,有很多因素,各个厂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第二个是之后的调整时期,从军工产品转为民用后,工厂需要直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为地理位置的限制,运输成本高,信息闭塞,很多时候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

  徐有威教授帮助我们联系了相关人员,包括杭州小三线建设一位工人的后代,协作机械厂所在地临安现在的相关领导,正在进行相关研究的张程程学长以及山东的一位研究生。因为对情况了解还不充分,与这些人员还未进行十分深入的交流,但有了这些人的联系方式,对之后的研究,做好了铺垫。

  在徐教授的帮助下,我们的行程安排大致有了眉目:首先去杭州协作厂的临安旧址观摩,对当时环境有一个大体感受;然后前往上海,到档案馆翻阅资料(第一次将时间预约在8.7,可随之后情况调整),8月16日有一个读书会,协作厂的不少老员工应该会前来,可以借此机会与其进行交流,之后若有机会可以继续采访。

  这一计划如果进行的顺利,对我们了解协作厂的情况,写出一篇扎实的调研报告而言,是大有裨益的。

  此次开会是我们小组确定调查主题为小三线建设以后的第一次会议,因为离8月16号的书展时间已比较接近,所以这次会议也加快进程,基本上确定了从8月10号开始调研的大致行程,在杭州汇合,参观两处厂房的遗址后再前往上海查阅档案,参加16日的书展,在这前后进行采访,如有必要,在之后再次查阅档案,具体行程还要等到与相关工厂联络人联系以及和档案馆预约以后才能进一步落实。

  综合各方面,我们小组对小三线调研的可行性估计还是非常乐观的,认为基本上具备了调研的各项基础,如果之后没有疫情等突发因素,那么这次调研可以顺利进行。

  当然也有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新疆的孙润泽同学,因为乌鲁木齐疫情的突然爆发,现在外出活动受限,很有可能难以及时参与8月中旬的调查,我们小组现在想到的应对方案是尽可能往后安排行程,但最主要的方案是等到八月下旬九月初的时候,如果新疆地区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孙润泽可以自由出入,再到上海进行社调的扫尾工作,当然也要注意在调查的过程中积极进行线上的交流,及时与与孙润泽沟通情况。

  今天在准备开会,阅读资料汇编时,也获得了很多有趣的信息,对职工的生活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需要及时做好摘录工作,为之后的实地考察与访谈做准备

  受疫情的影响,档案馆的预约收紧,原则上只能每人预约自己,最终只预约了13、14号四人次查档,这与我们一开始估计的三人查三天档案,共九人次的情况又较大差距。我们也向徐老师反映了这一情况,徐老师则表示在档案馆查档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体验这一过程,真正走进档案馆;若真的要研究,没有一个月左右的查档案很难有新发现,此外,徐老师处也有协作机械厂的所有档案,而已经整理出版的档案也有两百多页,因此,档案不应成为我们社调的一个大的阻碍。

  8月1日,通过徐老师的介绍,我们与浙江临安岛石镇当地的周老师取得了联系。当时周老师较忙碌,一时抽不出时间,今天中午向我介绍了协作机械厂相关情况,主要确定下了11、12两天在临安的行程(地图上显示的车程在2个半小时,当天也应较早出发以避免拥堵。)

  社调小组成员对采访等有自己的想法,直接建群与徐老师面对面交流,提出了很多想法,并且也想在上海采访徐老师。徐老师对我们的问题作出了热心的回应,但上海的采访具体时间也要等到赴沪以后才能确定。

  徐老师还将徐梦梅介绍给我联系,徐梦梅老师很热心地将一些老照片发给我们作对照。

  将行程再次梳理后,提前预定了酒店,蔡洋桦、李蒙9号到杭州的车票、机票也都买好,住行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这段时间主要精力都在读徐老师编的五本丛书,加上口述上海、高球根的回忆录,内容很丰富,还需要慢慢消化。

  开会的焦点是对主题的讨论,在介绍性的基础研究,特别是针对协作机械厂的研究已经基本完备后,一方面,我们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找材料,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但另一方面,找材料本来也是社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部分去除后,面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是有一定的迷茫。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社调最后能否做出有用成果的关键。目前也只有潜心看书,在前人研究中吸取经验,寻找答案。

  蔡洋桦、李蒙两位同学舟车劳顿,分别从湖北宜昌、河北承德通过高铁、飞机抵达杭州。李蒙因为航班变动,于凌晨1点多方到达酒店。在到机场之前,李蒙还回到学校拍照,以飨我们这些多月未回校的游子。看到熟悉的校园门口,甚是思念。

  之前多次与浙江红旗机械厂的职工二代俞玲老师进行联系,但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很难进行大规模的访谈,最后在俞玲老师安排下,我们与杭州小三线的东风机械厂的两位老员工进行了交流,获益匪浅。

  当然,这次采访前的准备并不很充分,很多问题之前虽有所思考,但是没有进行系统地整理,以至在实际的询问过程中很多时候浅尝辄止。因为没有将问题进行梳理,随着老师傅的娓娓道来,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新的兴趣点进行挖掘,但往往越说越远,偏离了原来的重心。但通过这样一次的采访,我们获得了很多难以见诸笔端的老员工的真实感受。而且通过这种互动,我们产生的回答也会得到及时的回复——这也回答了之前我一直存在的迷惑。这种零碎的、准确性颇为可疑,需要自己事后进行构建的访谈,似乎成果与劳动不成正比,特别是在徐老师等团队已经做出了相当多成果之后。这种及时反馈、互动性可以说是其重要优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弊端就可以忽视。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应该是我们格外需要关注的。

  虽然之前通过资料、照片研究有所了解,对遗址基本遭到破坏也有心理准备,直观地看到遗址还是非常震撼。老员工在回忆录屡次提到的电影院还保留相当可观的遗骸,但除了砖石构成的墙体结构基本完好,内部设施已荡然无存、屋顶的瓦片大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势,已经七零八落。这种空旷而压抑、破败而肃穆、庄严而荒芜的环境,人工建筑在自然的摧残(当然实际上也有人为破坏)而形成的破败美达到了一种奇特的平衡,这也是这个“古迹”带给我做深刻的触动。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可以建设这么显眼的建筑?

  第二处是至今仍然保存较好的办公大楼,绿砖砌成的外观至今仍有一层迷人的光芒,但是早已经人去楼空,徒留旧物引人遐思。凭吊四十年前的遗迹,很难想象当时走出文革压抑氛围不久的员工有那么前卫的审美,同时也感慨于当时所花的心血很快就付诸东流。

  之后周琪林老师又发给我们相关的视频,令我们更加感同身受,更加可以想象职工回到村子看到工厂面目全非的失落感。但除了从感性的角度来体会,员工工作二十多年的厂不过十余年就化成废墟的不胜叹息,这种深刻的体会也有必要转化为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一个动力,更加重视小三线调整之后的问题:很多小三线工厂调整后留在当地的资源,虽然仍然有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各种条件的制约,但是。也的确有个别县(如宁国县)将这些遗产盘活,发挥较好效益,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大言不惭地批判当时村民的短视——仅仅把分配到的部分厂房拆了,将砖、钢出售,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行为,竭泽而渔,但是在没有村镇领导的统一指挥下,我们似乎也不能对个体的村民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具体的接收流程与当地发挥固定资产的关系到底如何,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这也是我们之后在研究中值得考虑的问题。

  今日与当地的两位老人进行了交谈,一位是当年因工厂征地而进入工厂运输队工作的员工,一位是之前在当地小学教书的退休老师。这次访谈得以成行,有赖周琪林老师的安排。我们想抵达仁里村的村委会,此处较为简陋,有一副地形图倒是我们了解当地地形地貌,协作厂旧址的依据。

  虽然这次采访前已经列了一个粗略的提纲,但交流过程中还是有很多问题。之前虽然预想到了语言不通带来的交流不畅,但没有预料到我们完全听不懂当地方言,交流需要周老师作翻译,虽然周老师很热心地帮助我们传递信息,回答问题,可是通过这一周转。加之协作厂撤走也有三十余年,老人们的记忆也有非常不准确之处。关于不少事件经过,多少是有些武断地作出判断。这种根据自己的常识进行地讲述,也许比较方便,但并不符合历史学实事求是地精神。

  总而言之,这次采访,联系到了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接触的群体——征地工,也收集了当时村民对工厂的意见,虽然只交流了个案,有很大的特殊性。虽然采访时间不长,同时因为对老人不熟悉,对很多问题只能蜻蜓点水,很难形成互动,有较深入地交流。当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修正了昨天和周琪林干部谈天的不准确之处。

  采访或多或少印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些观点,如本地人、上海老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虽然不是一个显性地对抗性的关系,但两方相互疏离,保持一定的距离,积极解决两方偶然发生的小摩擦,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

  这次采访,也引发了我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诚然,中国人是何其之多,十四万万民众,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尽相同,就算是有很多相似性的人,这个相似性之外的差异性,也是值得重视的。但这样去了解,穷经岁月,也不过获得吉光片羽,获得几百、几千个类型的命运,可那又怎样?不同时段,命运巨大的变更。最后似乎有不得不回到概念化的,分门别类的叙述,以望远镜替代显微镜,以失去细节的代价来获取整体认知——这种矛盾,似乎长期以来,都难以得到解决。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两方都顾及,但如何平衡(甚至平衡点的存在都有可能是一伪命题)。奈何,只有在实践中边做边想,冒着南辕北辙的风险,想做出一些东西来,再进一步地有意识地去思考。

  之前预约了李蒙和我两人在上海档案馆查档。虽然没有接触纸质的档案,但是电子化的档案资料还是让我获益匪浅。

  第一次查档案,很多内容都是第一次接触,主要是系统的使用,需要自己摸索,在查档的最后才摸索出一些能稍微方便查档的小技巧。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再接触档案,并将这些手段运用,提升查档效率。只是不知道之后预约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找到了很多非常有用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小三线宏观情况介绍的一些材料,角度、内容都有所启发。

  主要采取了两种搜索方式,一个是直接搜关键词,如小三线、协作机械厂,这主要是前期、李蒙采取的搜索方法,好处是直接相关的材料可以看到,但标题直接和协作机械厂相关的,并不多,而且确保关联性容易带来的重要性的损失,很多个人资料的档案,占据了大量篇幅。其次,这种搜索呈现出的资料非常散乱,时间过于跳跃,相邻档案的主题也相去甚远。好在搜索协作厂的结果并不多,我们花了大半个上午基本扫清,但我们也很清楚,和协作厂直接相关的资料主要也并不在档案馆,而是在柴油厂保存,徐老师处有相当多的照片资料,如果能看到,对于我们认识情况,有相当大的益处——当然,我们现在也急需把第五辑的资料拿稳、吃透,而不是基于获得新材料。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输入档案号,这样跳出来的是不同档案号对应机构按时间排序的文档,好处是这样逻辑清晰,层次清楚,很多相邻档案之间有一个相关的主题,缺点是对不同档案号的了解要求较高,对应什么机构,大致时间,针对事件,最好能够有大致的了解——这对我这种初学者,要求还是过高了,只有利用现有论文提供的档案号,来按图索骥,寻找有关的资料。

  长时间看档案,很容易觉得疲倦。特别是彼此之间关联较少,又有不少的资料价值不大,觉得枯燥,也是很自然的。和李蒙合用一台电脑,加上李蒙中午需要回去休息,这样每人查二十分钟再轮替,对长时间持续查档案还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再看看档案,想清楚之后要查什么。不过李蒙和我对于不同类型档案的重要程度的思路还是有所差异,因此同一个搜索结果看的材料可能不尽相同,有时候也能利用这一优势互补,但有时候可能每人都会错过一些具有价值的材料——如何快速甄别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在我们还没有明确方向的时候,这一能力,需要继续培养。

  查档到四点半就结束了,虽然很疲惫,但还是意犹未尽。查阅档案这些一手资料,不同于看研究,对我们树立当时情况的了解,还是有其独特作用的,只能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再去看材料,而且是在自己肚里有货的时候。

  查档案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之前感慨于协作厂很多精美的建筑被束之高山,没有得到利用,但是1984年,在小三线调整的前后,协作厂竟然大兴土木,宿舍、生产都有投入——这些资金,原本可以带出临安,得到更好地利用。弄清这个问题,需要先理清时间线——当时小三线调整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是尚未正式开始调整,1984年具体处于这个变化时期的什么样的位置,需要理清;其次是理解当时的机械厂内部环境——包括员工人心思变,会不会促使领导大兴土木来安定后方;新上任的书记有很大的魄力,和当地关系较好,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大量建材,加之当时协作厂利润还不错,应该也有余力去改善生活。不仅是1984年大兴土木一事,这除了再次提醒我们要勤于利用档案、口述、亦有研究等资料,也要求我们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如当时的粮油问题、户口问题,无疑非常重要,但我们对此多有隔膜,或是一知半解,或是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社会背景的认识,也是要补的重要一课。除了宏观的社会背景,也包括协作厂在不同期间的具体情况,应该进行梳理,有一个更细致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其盈利好,状况好,扎根了二十多年等固定不变的基本知识,应该细化到每年,每个时段,每个重要时期前后的小社会认知,都要有所了解。

  对于档案的查询,还有很多疑问,我带着查档的疑问向徐有威老师的高足张程程学长请教,张程程学长对于小三线也进行了不少资料收集、研究的工作,之前在档案馆预约上就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对于我们新的问题,更是热心回答。档案的利用,的确不易,想要应用资料,除了能少量复印以外,其他的都要自己手打,没有大量的时间和充足的精力,充分利用好档案,谈何容易。

  晚饭吃了新疆菜,算是对因疫情而不能前来的润泽的一种隔空交流。饭后进行交流,将查档的情况讲给孙润泽、蔡洋桦听,这样也能大致抓住精髓,学姐也参与了我们的回忆,提出了很多建议,为我们之后的调研,也算是指明了方向。虽不能至,学习之心已到。

  今日我们抱着极大的期待,前往采访徐梦梅老师。徐老的文章在多本书里都有出现,为协作机械厂的回忆录编纂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提前两天与其约定了此次会面,虽然占用了部分查阅档案时间,但相信一定能有所收获。

  与徐老约定九点在其寓所碰头,但因为对路况不熟而耽搁了一会,迟到了一刻钟,对于安排这次行程的我而言,实在有不少压力。徐老非常和蔼慈祥,对此并不挂怀,热情地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才让我们开始访谈。

  徐老口才极好,思路也极其活跃,他见我们时间较为充裕,因此并没有急于切入小三线的相关话题,而是从其出身、小三线调整后的工作情况以及退休后生活作为展开的重点。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大环境,以及现在小三线职工退休后的生活状态。徐老师在退休后对于玉石很有研究,还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了其收藏的玉石,上面的文字对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定位,可能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徐老师作为一个爱好者,而发现了这一可能有巨大潜在价值的情况,无疑在文化上也作出了其特有的贡献。可惜我们历史系和考古虽然应当紧密联系,可是隔行如隔山,这其中的门道,我们是完全不懂,因此也不能妄下结论。

  可惜李蒙因为中午有事,刚问了几个与小三线相关的问题,十一点便匆匆赶回酒店。我与蔡洋桦则就小三线的相关问题,又向徐老讨教,直到一点钟。我们提的问题从管理层的情况到员工的来源,从与当地的关系到调整后职工的住宿情况,基本涵盖了从小三线建设伊始到小三线调整结束后的方方面面,徐老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我们对情况有了更详尽地了解。

  讨论结束后,徐老又热情地招待我们上海特色小吃。一下子接受了那么多信息,需要一段时间消化,将这些资料整理好、利用好。

  今天下午参加了上海书展,签售,与高球根、其余两个老员工进行了采访。虽然受疫情的影响,上海书展限制了进厂人数,参展人数并不太多,但仍然可以以书展的规模想象之前的盛况。我们到达上海书展中的上海大学展点,正好与徐有威、徐梦梅老师等人碰上。徐有威老师与我们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后,开始了小三线研究论丛的签售,我们一行人都拿到了由徐有威、徐梦梅、高球根三人签名的论丛。这之后,我们先与高球根副厂长进行了交流,虽然离厂已经很久,高先生对协作厂的很多细节仍然记得非常清晰,考虑到高老师之前已经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有大量篇幅叙述在协作厂的经历,我们依据已有的文本可以提出很多问题,一时半会难以问完,和高老师约了之后再进行采访,又与到书展的两位老员工。一位是工会主席蒋嘉毛,一位是袁承锋。袁承锋是动力设备科室,两人不同于之前采访,给我们提供了更多角度,蒋先生长期在工会工作,,在这之前,因为工会很少出现在访谈者的记录中,我们以为工会并不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和蒋老师聊过之后,才明白工会其实涉及工人生活、娱乐的方方面面。如放电影,装电视。袁先生不同于之前徐老师采访大多数员工,属于抢修部门,和他的交流让我们对这一个具体工种的职工工作情况也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我们在书展和徐有威老师约了今天8点半的采访,见面地点约在位于北京东路的上海国盛老干部管理服务中心,虽然门店看起来非常简单,窄窄小小的并不太起眼,甚至有一点陈旧,但进去之后方发现别有洞天,有不小的会议室,装修也相对现代化,从侧面也说明现在小三线的退休职工生活条件之优越。采访之前,我们有点担心采访没有很多问题可以向徐老师请教,但很快发现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徐老师讲解自己的研究经历,细致入微,每一个重要关键点都梳理的非常清楚,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其十余年的研究历程:因为各种因缘巧合接触到,进而开始了一些初步的小三线的研究;在申报项目成功后,徐老师从之前的一点点探索逐步发展成有的放矢,更有规划地将整个研究布局,并将上海的小三线研究范式做成一个可以推广到全国各地的样板。徐老师研究经历非常丰富,谈吐又非常诙谐幽默,深入浅出,使得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徐老师的研究过程既有了宏观的把握,对很多细节内容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之后小三线各厂的老员工在会议室进行了关于将出版的照片集的讨论。看着老人们热烈的讨论,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徐老师在采访中说到的一句话,要能够进行口述采访,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有钱、有闲、有情怀。上海小三线相当一部分员工都满足这三个条件,这才使得徐老师的研究进展还是比较顺利,并未遭遇太多无法逾越的困难,而这一点,在带有敏感性的共和国史,特别是禁忌较多的文革时期历史中尤为难得。对我们这些侥幸进入小三线研究的一行人,除了对小三线这一具体领域应该有所把握,也有必要举一反三,在方法论层面进行展开,为之后的研究提供抓手。除了寻找其他经历过某一时间且满足这三个条件的群体之外,甚至可以考虑是否能突破条件的限制,即在这些条件不充分、不具备的时候如何进行弥补,创造条件。

  会议进入尾声之后,徐老师邀请我们一起吃饭,在路上徐老师就研究情况,我们之后可以考虑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指导,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对我们之后的论文写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与我们共进午餐的还有研究小三线的四位学姐以及一位研究员,因此在餐桌上,我们也收获了许多。

  午饭之后,我们在下午开始了我们整个采访的压轴重头戏,和高球根,协作厂原副厂长进行交流。针对其在回忆录中反映的各方面情况,我们有的放矢,加上此次采访时间较为充裕,我们也可以尽情提问,有些出于好奇,较为枝节的问题也可以向高老师请教,高老师非常耐心且热心,对我们的问题总是非常详细地加以解答。两个多小时的答疑解惑,虽然不能说对小三线情况了然于胸,但也是八九不离十。

  受限于相关方面的回忆、采访资料已经非常丰富,加上我们涉猎该领域时间并不长,我们并未获得太多全新的或者是颠覆性的信息,更多时候则更接近于丰满血肉——小三线研究的骨骼已经在徐老师以及更早的研究先行者的探索下成型,随着徐老师率领团队在社科项目下深耕七年,小三线的主要器官及相互关系也基本厘清。我们花费的绝大部分精力,就是在弄清小三线研究的骨架、器官,在采访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地方,但主要是枝节上,收集了前人并没有关注或尚未公开的内容。

  个人认为,我们进行了多次访谈,以及阅读不少档案和前人研究,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明确我们的问题。说来惭愧,我们论文的定向是在整个实地考察之后。不容忽视的另一价值在于,为我们进入当时职工的生活,回到历史现场提供了一个渠道在这之前,我总有一个误解,认为共和国之开始,不过与祖父辈同期,所谓计划经济等特殊名词,我们虽未亲身经历,但也是耳濡目染,因此对我这样的共和国人而言,共和国史很好理解。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共和国史不过七十余年,但沧海桑田,这七十年发生的变化之大,之多,之迅速,在历史上都不多见,几十年前的事件,其内在逻辑已并非我们轻易可以弄明白的。这就需要我们进入父辈、祖父辈的时代,妄加揣测,所谓“同情之理解”,应该多少也包含这一层意思。上学期开展的家史整理即是这样的一个契机,这次的小三线采访又是另一个宝贵机会,让我们真正触及到离我们不过一两代,但真正有着天壤之别的另一个时代。但这两次的采访,不过是很粗浅地初步涉及,在很多浅显的方面让我们有一个直观感受,全面、深入地了解,还需要在书斋中多啃几十本著作。

  我们在之前查阅档案的过程中,感到还有很多地方浅尝辄止。而徐老师对很多厂的资料都已经拍照保存,今天我们兵分两路,我去学长张程程处拷资料,李蒙和蔡洋桦采访小三线职工的后代。

  在这之前,我就档案查询,研究情况等问题请教过张学长好几次,每次张学长对我们的疑惑都热心解答,为我们避免了不少弯路。前去拷资料,才发现资料之多,超过之前的想象,足足有三百多g,张学长拷了一个下午,方才完成。在拷贝过程中,我们就小三线的研究,特别是上海小三线的研究情况,也进行了讨论。张程程学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其年龄与我们相近,很多方面,其着手的视角思路又和徐老师有些许不同,对我们也有很大启发。

  之前在档案馆查档,第一次亲身体验了查阅档案的全过程,很有收获。但因为是第一次,对很多搜索的技巧还很不熟悉,因此实际上效率不高,在总结了之前查档的“教训”后,并向张程程学长请教经验之后,我对查档有了几点心得,在查档时效率提高不少。

  今天一早六点半,从老家出发去坐高铁到上海,紧赶慢赶,到上海档案馆已经是上午十点半。这次查档不同于之前,没有急于搜索关键词,而是按张程程学长的指导,打开全宗,一个个点开,其对应的机构立刻一目了然,这样就给我有的放矢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如后方基地保存的总共亦不过一万多条,加之报名表等占据一定篇幅,其实全部查完,亦不很困难,只不过今天一天的时间,还很不足够。今天对于工厂生产率、员工构成等情况表,有了更清晰的比较,如果有机会,最好能够进行对比。

  今天下午的一个失误在于,花费太多时间查找协作机械厂的建厂立项档案,虽然在多个机构花了较大功夫去搜索,但最终无功而返,妄加揣测,有三个原因,一个是查档案太快,而忽视了,一个是该档案属于协作厂尚未公开的文件部分,一个是还没有找到对应机构(因其一开始属于华东小三线,虽然华东局一块也查了,但时间并不太对应,可能还要细化到相应的机构),在这一块花了不少事件(这个文件当然也很重要),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看其他重要文件,这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也为之后查档提了个醒,不要过于执着于一个文件的有无,而是要抓紧时间,尽可能多地搜集。

  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我接触到上海小三线这个对象,并有幸对其进行研究,最终写成此文。在调查与研究过程中,很多老师和同学给予了我宝贵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非常感谢毕业论文导师黄道炫教授。一开始我对文章的思路仍然没有把握,黄老师的分析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小三线背后运行的逻辑,从而厘清了一些思路,并看到了文章的一些问题。黄老师还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使这篇文章可以进一步成熟和完整。

  选择小三线研究是非常偶然的机遇。能与上海小三线结缘,要特别感谢王元周教授。2020年暑假,王元周教授在我们原定的社调主题难以推进时,帮助我们联系上海大学的徐有威教授,从此开启了我们上海小三线的调研之路,之后还不断对我们的选题给予指导。

  我特别要感谢的是徐有威教授。在徐教授的无私帮助与大力支持下,我们获取了丰富的档案资料,采访了很多协作厂的老员工,并在岛石镇参观了协作厂的遗址。徐教授的指导极大启发了我们的研究,并在之后一再给予我帮助和指导,让我能够打下这篇文章扎实的研究基础。在这里还要感谢协作厂职工的高球根、徐梦梅、蒋嘉毛等老先生,他们对往事详尽的回顾给我们提供了详实的口述资料,在初稿成文之后,又给予了不少的建议,纠正了我文中许多错误。我还要感谢徐教授的研究生张雪怡学姐、张程程学长,学长学姐热情提供了档案材料,口述整理以及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并且耐心解答我在研究中遇到的不少问题。

  感谢社调小组的蔡洋桦、李蒙、孙润泽同学,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得以顺利开展社会调查,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大家思维之间的碰撞使得我能用更开阔的思路来认识这段历史。我的室友李昊龙总能为我提供很多思路上的启发,非常感谢一起讨论问题的夜晚。

  感谢学年论文的指导老师刘一皋教授。刘老师为我的学年论文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和思路,奠定了毕业论文的基础。

  2020年我们社调小组一行从杭州市区前往临安岛石镇时,真切感受到这段山路的崎岖曲折——现在已经铺设了大量隧道,尚且如此难走,可以想见之前的道路艰难。而当我们重新步入协作厂的遗址后,惊讶地发现只剩下零星几个厂房将倒未倒,更多厂房已完全不见踪影。这倒不是自然的侵蚀,而是当地为了整理出耕地而填平的。而这距协作厂调整回沪,还不到四十年的时间。笔者能做的,只有记录下协作厂的一个片段,以作为一份微不足道的纪念。

  我出生于鄂西内地的一所小县城,群山延绵之间,也曾坐落着一所三线企业。这所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幸存,近年又重新投入生产。年少时三线情节在心中扎根绵延,我曾憧憬有朝一日学成归来,进入家乡的三线企业工作。直至高中选读文科,不得不将这份夙愿束之高阁。所以,得知大二暑假有望赴华东调研小三线企业,我内心犹如旧梦唤醒——年少的祈愿虽未能得偿,却能以另一种方式弥补。

  大二春季学期,应《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课程要求,我与杨炎韬、李蒙、孙润泽三位同学结为调研小组,开启了第一次策划史学调研的体验。调研设计期间,我们通过主管课程的王元周老师同上海大学的小三线研究专家徐有威教授取得联系。徐教授在调研的前前后后为我们提供了莫大的支持,他热情好客、待我们亲切如故。犹记得在上海与徐教授会面时,他毫无保留地同我们分享走上小三线研究的心路历程,也将学术研究的心得与我们剖析一二。徐教授自“误打误撞”进入小三线领域至今,已为此研究倾注十余年学术生涯,他十分重视小三线企业史料保护,广泛收集华东一带各小三线企业的档案材料,也曾牵头编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在华东小三研究领域不可不谓“集大成者”。在他的倾力相助之下,我们获得了珍贵的上海协作机械厂档案材料,也在后来的报告撰写之中收获匪浅、启发良多。

  犹记得2020年8月,全国疫情形势和缓。我与杨炎韬、李蒙二位同学齐会杭州,先是在运河边的咖啡馆与红旗机械厂的几位职工访谈,后又来到位于杭州西部的临安区岛石镇仁里村,由村支书的带领我们前往协作机械厂遗址参观。从前的数所厂房、大礼堂、办公楼、水上餐厅已然败落,昔日辉煌却犹能隐现。我们与戴君山、戴名礼等几位老职工访谈,与他们一同回忆在协作机械厂的工作与生活岁月。数日后,一行三人又赴上海拜访徐有威教授、机械厂老职工徐梦梅老人,参加了徐教授在上海书展现场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新书签售会。在签售会现场,我们有幸见到高球根、蒋嘉毛、袁承锋等协作机械厂老前辈,与几位老前辈、徐教授亲切交谈,并留下珍贵的合影。书展的人山人海中,我们席地而坐整理访谈内容,学术调研的苦与甜交织在仲夏时节的汗水中。因疫情未能与我们一同成行的孙润泽同学也在之后独赴杭州,为我们的调研补充了宝贵的材料。

  调研归来后,九十月间,我们四位组员经过重重商议终于拟定调研报告的思路,又历经数次修改完成定稿。我们以协作机械厂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调整为主线,对协作厂的历史作了力求详尽地回顾,尝试着合理、平衡地使用企业档案、口述访谈与研究著作这三种文献。事实上,我们关照着许多问题,从国家政策、国际环境等宏观背景,到企业建设条件、员工工作生活等细枝末节,对这段历史始终心怀“同情之理解”。于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次调研式学术研究的启蒙,更是史学研究之人文关怀的彻底觉醒。

  事实上,我们与其说是“研究者”,不如说是“倾听者”、“见证者”。三线已成过往,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后改革开放时代,这段历史被长期尘封,一同被封存的是一代老三线人的青春。在“好人好马好刀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数青年应中央号召满腔热血地远赴内地投入三线,其中甚至不乏如徐梦梅老人一样的青年才俊。三线为战而备,战争虽未大规模打响,但三线人的青春回响却值得被倾听、被重视,三线建设的历史价值急需再度发掘。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历史车轮滚滚前行。如今,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阈,三线建设也引起越来越多注目,学者们着力于构建“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之间的关联,客观审视改革开放前的奠基。作为曾短暂触及这段历史的史学后生,两年前那次不可多得的调研经历始终是我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行让我领略到历史研究也充满人文意义——倾听与见证,为前辈的青春重寻历史定位。我不禁感动于历史在客观严谨之外始终不乏温度,历久弥新,史志不渝。

  蔡洋桦、李蒙、孙润泽、杨炎韬撰写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课程作业调查报告《上海小三线企业的产品转型道路——以上海协作机械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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